2018学术前沿论坛举行

编辑:小豹子/2018-06-23 13:19

  本报讯(记者 黄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承办的“2018学术前沿论坛”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各学会代表、师生代表近400人参加论坛。

  论坛以“新时代·新使命·新思路——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为主题,多学科、多角度聚焦新时代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主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围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作了专题报告。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作了题为“北京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与学术创新”的演讲,提出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要有一流的学术人才队伍、一流的学术平台、一流的智库,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韩震教授,从意识形态的作用、当前意识形态环境等几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社会分化、信息化导致碎片化和公共领域不断扩展的情况下,要理直气壮地抓意识形态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在主题为“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的演讲中,提出了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关注的重点问题。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5版

  

  6月11日,由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主办、主题为“新时代·新智慧·新实践”的首届长三角家校合作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近500名与会代表深度讨论了家校合作的焦点难点问题。论坛同时宣布成立“长三角家校合作研究与指导联盟”,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一市的22个家校合作研究与指导机构,将秉持“共建、共研、共享、共赢”的发展宗旨,共同推动长三角各地区家校合作的发展。

  正如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所说,长三角地区的家校合作工作开始早、基础好,在全国领风气之先,有很多值得总结、学习的地方。这个“先”的已然和未然体现在哪些地方?当记者把问题抛到论坛的微信群时,答案纷至沓来:“家庭自觉,部门协同,专业依托,区域重塑,学生中心。”“需要政府立法,需要高校加强指导、培训,建议高校设立家庭教育专业,师范类专业增加家庭教育相关课程。”“家校交流要适度,具体沟通有温度,宏观设计有高度,家校社‘合唱’有广度,这才是家校合作的‘复合肥’。”“上有政府支持,中有教育局行政主推和业务有指导,下有学校充分利用和发挥家长及社会资源,横有各部门联动,努力形成一个大的教育环岛。”

  1.理念:家校合作是“原则”而不是“选择”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开放有序、高效公平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而应对社会转型的多重需求,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教育热点、难点和重大问题,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构建体现公平、科学、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定不能少了家庭教育,一定少不了家校合作。”在谈到家校合作的定位时,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副处长周勤健如是说。

  对此,孙云晓深以为是:“长三角家校合作之‘先’首先体现在理念上,家校合作正在成为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云晓认为,家校合作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孩子健康而全面地发展,教师群体是最直接、最广泛、最巨大的家庭教育指导力量。学校在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优势指导家长时,一定要“尊重家庭教育的规律与特点、尊重父母的主体地位与责任、尊重儿童的权利、尊重家庭的传统与个性。这是‘原则’而不是‘选择’”。

  “家校合作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儿童成长责任的过程,涉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重大主题。”在论及家校合作的功能时,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重涵特别提到了“教育人口”和“教育认同”这两个概念。他说,家长占全社会人口的80%—90%,也就是说,家长群体的舆论基本上代表着全社会的教育舆论。“家校合作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面向全体家庭和家长提供服务,二是达成家庭(社会)对学校及其教育的认同和支持,扩展学校教育教学资源。两者不可偏废,而后者容易被忽视。”

  教育认同有多重要?吴重涵引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指出,现代社会公关危机产生的根源,是未能顾及社会认同(社会信任)。“教育属于社会认同和信任问题多发领域,热点公关危机频发,所以学校要通过家校合作抓好家校沟通,取得家庭和社会的认同。”

  吴重涵认为许多教育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就是广大家长不了解、不理解,导致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抵制。迫切需要通过推进家校社合作,引导家长和社会更新教育观念、消除家校隔阂、形成育人合力。他的观点引发了基层实践者的共鸣。浙江省绍兴市柯灵小学校长金华星认为,学校有责任引导家长走出“用力过猛”的焦虑和紧张,坚守专业性、全局性和规范性,家校双方各行其道,才能实施更高层次的“不重复”的合作。

  2.格局:延伸为家校社联手的教育“环岛”

  理念引领、机制保障,是长三角家校合作的常态,很多地区都将家校合作纳入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并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上海市嘉定区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上海市首个区域性家长委员会。2008年上海市静安区率先成立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是一家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目前拥有7名专职员工,有效解决了家校合作工作政出多头、互不联通、资源分散、力量难以集中、操作难以落实的问题。

  论坛上,家校合作其实应该是“家、校、社合作”成为共识,其中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小学、江西省峡江县和苏州市的实践案例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石浦镇中心小学是全国家校合作的发源地,1983年就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家长学校。近4年来,他们建立了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的教育议事制度,由学区内来自各行各业的社区主任、人大代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等19人组成教育议事会,多方联动、融合资源,成功解决了原来凭借学校单边力量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校园周边交通拥堵、“金山书院”年久失修、校园用地上11户居民房拆迁等大难题,真正成了学校发展的有力同盟。

  为了化解家校社联系不紧甚至割裂对立给教育带来的低效和失效,峡江县全民总动员,实施县级领导挂校联系,家校社合作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由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挂帅主抓,12个县级领导每人负责联系帮扶一所学校。他们整合人社、财政、妇联等30个职能部门,建立学校、家庭、社区共同参与的家校社协调指导委员会,变教育部门的“独角戏”为全县相关部门的“大合唱”,家校合作呈现一派新气象。

  “有课程、有师资、有阵地,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是苏州市家校合作进入深耕细作新阶段的概况。苏州市2015年启动家庭教育课程项目,率先将家庭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属全国首创。三年来,苏州市编制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发放家庭教育家长读本、培训近2000名家庭教育指导者,11支志愿者巡讲团每年深入学校和社区开展千场讲座,200所项目学校在5个课题下探索示范,“苏州家话”沙龙期期受到家长热捧……成为政府公共服务覆盖面最广泛、最实在的“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

  “我们正在谋划更大范畴的协同育人管理网络,扩容家校合作组织架构,建立工作联系研讨制度。”上海市嘉定区的这一目标,也是长三角家校合作的共同愿景。

  3.效能:激发多元途径的复合作用

  在论及家长的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权、评价权等“赋权”话题时,论坛的另一个高频词是“赋能”——如何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胜任力、区域教育学院如何发挥家庭教育指导的枢纽作用、如何引入新媒体的信息化手段提升家校合作的效能。

  静安区自2017年起引进家长慕课平台,全区53所小学共开通26053个家长账号,共享24小时在线的网络视频家长教育平台。慕课平台针对家庭教育的热点、难点、痛点,说实话、说白话,禁空话、禁套话,深入浅出的内容深受家长欢迎。很多家庭是全家人都在学习,最多的一个家庭达凤凰彩票娱乐平台(5557713.com)到6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俨然成为家长慕课的“同学”。平台的直播功能也极大拓宽了静安教育大讲堂的受众面,线下和线上结合,在线观众经常达到两三万人,让传统的大讲堂实现了效能倍增。

  新媒体的兴起开拓了家校沟通的新渠道,同时也带来新困扰。目前教师使用最多的微信群,方便快捷的同时也有缺点:刷屏过度、重要消息容易被淹没;成员无法控制,争执、围观让老师为难;信息爆炸,老师沦为“24小时客服”;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已在上海市2000多所中小学使用的家校沟通工具“晓黑板”,用“星状结构”代替扁平的“网状结构”,让老师轻松实现沟通管理,提高了家校沟通的效率和效果。

  “这次论坛研讨了家校合作的真问题,许多案例分享了各地创新实践的真经验,用事实和数据让我们看到了推进家校合作的真效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家成拿着一本沉甸甸的《家校合作50例:区域设计和学校智慧》说:“这些多层级、多主体投入创生的家校合作新格局,涉及家校合作制度与组织建设、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师发展、家长参与评价、家长参与治理等,呈现了丰富的实践策略与发展路径,是家校合作上海经验的一次自觉积淀。”(本报记者 杨咏梅)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9版

  作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在逐步实施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注重构建适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家校系统,加强家校合作的政策设计,尝试架构上下贯通的区校家校合作组织、建立“市—区—校”三级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网络,在家校合作中提升和发展人,以整体评价促学校规范、特色建设等探索,正在形成上海家校合作的特色。

  政策设计回应时代呼唤

  随着上海现代化、信息化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教育需求的多样化趋势日益加剧。上海市教委出台的各类政策,如幼升小公民凤凰彩票网(5557713.com)同招、中高考改革、整治培训机构,都在为基础教育营造良好的生态,主动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

  “当务之急是切实改变学校封闭的‘孤岛’状态,充分关切和呼应家长、社区等方面的合理诉求,”2011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在“上海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充分加强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换,促进各方面之间的理解、沟通和信任,在事关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合力提升上海基础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家长、社区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

  为了实现“聚焦学生健康成长、探索家校良性互动、推动教育转型发展”的目标,上海市教委整合行政、研究、实践三个方面的力量,确立“上海市基础教育阶段家校互动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研究教育转型内涵发展要求下的新家校互动机制,并在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推进、不断提升办学过程中家校合作力度,实现良性教育生态。

  通过项目几年的专业引领,在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全市在强化学校主阵地功能、推进“1+16+X”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建设和发挥家长委员会作用等三个方面达成共识。项目学校上海市大宁国际小学徐晓唯校长深有感触地说:“家校合作项目是一个提升办学品质的平台,我们的教师和家长获得了很多发展资源和专业支持,学校还从同行者伙伴那里学习到推进家校合作的宝贵经验,受益匪浅。”

  实践探索把握时代脉搏

  组织创新,架构上下贯通的区校家校合作组织。家委会是中小学的常设组织,为进一步激活家委会组织活力,上海推动有条件的区域建立区域层面的家校合作组织,从而架构自上而下、上下贯通的区校家校合作组织体系。

  2006年嘉定区成立了区级家长委员会,2008年静安区成立了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2014年金山区在民政局下成立了区家长促进会。从区域到基层学校,各层级组织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积极发挥区域性家校合作组织的功能,既推动工作有序开展,又保证理念和方法在区域推进中的规范性、统一性,更为中小学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避免基层单凤凰彩票欢迎你(5557713.com)位自行摸索带来的盲目和浪费。

  完善机制,建立“市—区—校”三级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网络。三级网络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目前上海16个区级教育学院都有分管家校合作的教研员,大部分区成立了区级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到2020年比率要达到100%。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家教中心还建立了近700所基地学校,搭建起课题研究、成果评奖、活动展示、杂志发表等专业发展平台。

  培养队伍,在家校合作中提升和发展人。上海市也一直致力于开展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目前正在编制的《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实务》(幼儿园版、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即将于9月正式出版。

  示范评估,以整体评价促学校规范、特色建设。家庭教育示范校的工作成效如何评估?上海市教委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来组织实施评估工作,以评促建,用规范的底线标准带动更多的学校重视家校合作工作。

  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通过整体评价树立区域典型,用榜样示范引领,鼓励学校在规范基础上创出家校合作特色品牌,针对各自学校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有效的家校合作评价经验,进一步完善上海市家校合作质量保障机制。”

  展望未来绘就时代蓝图

  时代飞速发展,教育需要创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缩小家校合作的校际差异,还需要勇于破解家校合作的难点、热点问题,进一步加强家校合作的机制建设。

  家校合作最根本的主导权和推动力在学校,目前上海市公办中小学家校合作存在较大校际差异,原因固然有优质家长资源不均衡的客观因素,更主要的是学校自身对家校合作的价值定位、重视程度和实践开展等主观因素。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汤林春所长认为:“一所学校家校合作开展的实际效果,取决于校长对家校合作是否有深刻理解、正确定位。因此,今后要努力提升校长的家校合作领导力,创造激励每个家庭的学校文化,促动学校根据校情校本化开展家校合作。”

  学校开放到何种程度?家长应该参与哪些教育过程?如何让家长有效参与而不是过度干预?这些都是深入推进家校合作过程中校(园)长碰到的难点热点问题。任何系统均有边界,家校合作中学校必须明确专业目标与自我需求。对此,汤林春强调说:“家校合作一定要赋予教师专业地位,坚持把教育教学活动确定为专业行为,在专业边界上有限度地落实家长、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权、评价权。”

  如果缺少统一的家校合作工作内涵和工作流程,学校往往根据变动的家长资源开展零散活动,随意性和变动性都很大。今后,上海将进一步加强行政和研究的整合力,制定具有上海特色的“上海市家校合作工作实施意见”,推进家校合作机制创新,深入研究家校合作的区域标准和学校内涵,为区域、学校推进家校合作做好政策支撑和制度规范。

  (作者系上海教科院普教所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9版

  中小学幼儿园的家校合作是一个有着巨大前景的教育改革领域,一定意义上讲,谁抢占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获得了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先机。

  从世界范围看,家庭出身与儿童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普遍存在。教育不平等使阶级地位在代际之间传递,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工具。20世纪以来,尽管许多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弱化这种联系,但这种联系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有显著改善,然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和家庭禀赋差异,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儿童的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

  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儿童成长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家校合作会减弱家庭资本与儿童成长间的相关性。由此,弱势家庭虽不具有各种丰裕的资本,但可通过加强与学校的合作,来弥补家庭资本的不足,从而促进儿童在学业中取得成功,这种促进,我们将其称为“参与的力量”。

  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对教育公平有着重大意义,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被证实。家庭、学校之间主动、积极的合作,对改善家庭与学校关系、促进学校教学等有显著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家庭背景决定人生境遇的被动宿命,减弱家庭差异对儿童成长造成的影响,促进儿童成长。

  从布劳和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中对家庭背景的分析,到布迪厄、科尔曼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中对“代际闭合”“家长参与”的研究,再到爱普斯坦的“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关系”,家校合作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性视角,用来考察家庭与儿童成长间的规律性联系。

  我国中小学幼儿园的家校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建立起本土的理论,相关研究还停留在工作总结、政策诠释和对国外经验的介绍上,停留在家长教育、德育功能等单项研究上,尚难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每个人都认为家校合作有用,但结果如何测量、有多大作用、作用机制如何产生等,没人说得清楚,甚至也没人说得清国外的研究和实践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

  多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表现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协调不好,来自家长方面的压力很大,广泛影响学生的还是应试教育。究其原因,我们的教育改革不只是学校的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更大的教育格局,获得家庭、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并把他们战略性地纳入现代学校制度内涵之中。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教育资源不均衡。城市儿童可获取更多的学习资源和社会化支持,就读更好的学校,而农村儿童在学校等级、师资、社会化条件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子女的学习成绩与家庭文化资本(生活方式)是关联的,但不简单对应,并非单纯被动的阶层决定论。也就是说,家庭财产和收入并不对儿童成长有显著作用,行动、主动性、个体性情与家庭文化资本共同发生作用。在我国义务教育背景下,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对家庭经济的要求并不大,一般家庭都能满足常规的支出。

  家长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带来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不同的家庭语言、行为模式,相当于赋予子女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带有显著的阶层性,导致代际“社会遗传”和“社会阶层再生产”。家长在家校合作中存在阶层差异,家庭资本丰裕的家长会先天地将社会阶层优势带到家校合作中。因此,家校合作的原则是要缩小这种阶层差异,至少不能扩大。因此我们的家校合作应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家庭,特别是要鼓励和帮助文化程度、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社会关系及参与能力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参与到家校合作中来。

  总之,家庭资本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如果考虑家校合作的调节作用,影响系数会显著减小。这个基于数据的证据,为弱势家庭通过家校合作弥补家庭条件的不足提供了信心,也增强了我们研究和实践推进家校合作的动力。在当好家长、相互交流、志愿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和与社区合作的六种家校合作实践中,学校一定要重视家长参与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9版

  

  ■教育前沿 /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篇

  改革开放40年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高考”)是亿万名中国青年的共同经历与深刻记忆,是激发学子们刻苦攻读的制度支柱和原初动力。高考对于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和经济起飞、维护教育公平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开放40年

  恢复高考意义重大

  1977年恢复高考,既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转折点,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考试史上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对于教育战线来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它是破除教育界“两个估计”思想枷锁的序曲,被“文革”破坏的学校教育制度、教学秩序也因此由混乱转向正常。社会选材理念不再以出身论高下,注重学识重新成为选材理念,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广大知识青年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和奋斗意识被点燃了,并由此具有了公平竞争、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

  在“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潮尚未打破的情况下,高考制度开始恢复,其意义远超出教育领域,它对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及其他战线的拨乱反正和后续改革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人才基础。

  重温40年

  高考改革历程艰辛

  改革开放40年来,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978年至1984年为制度恢复期,高考制度一边恢复和发展,一边开始初步改革。1978年为夏季考试,秋季入学。从1978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高考命题权上收至教育部,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1977年只有4门考试科目,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理科考语文、数学、政治、理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理科高考科目增至7门,文科增至6门。1978年公布或通知考生成绩,且考生可以申请查卷。

  这个时期,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初步有所突破,传统的“统招统分”体制开始向“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发展。为避免仅凭分数选材,1978年国家提出“打破常规选人才”的招生工作意见。省市学科学习竞赛中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不经高考直接根据志愿进入高校;单位或个人可向当地招生委员会推荐优秀人才,高校对这些被推荐者进行考核后决定是否录取。这是后来的保送生政策的缘起。

  1985年至1998年为改革调整期,国家开始全面探索高考改革路径,改革或调整传统高考制度中的诸多要素。比如,逐渐改变国家计划招生和免费上学制度;突破了全国统一命题方式,并强调命题要注意考查考生的能力;标准化考试、电脑评卷和标准分制度逐步施行;高考科目数量总体趋于减少;高校自主录取权进一步扩大。

  1999年至2013年为扩招发展期,以扩招为特征和中心点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启幕。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来说,1999年是一个转折点。当年,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5%左右骤然增加到54%左右,提高了将近20个百分点。同年2月13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

  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试点并推行“3+X”科目设置方案。考试方式、高考次数、分省命题、自主招生等也在不断调整或改革。招生计划分配更加均衡、公平,2008年开始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2012年开始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异地高考”因为2012年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出台,成为高考改革重点、难点和社会关注热点。接下来,各省陆续制定了“异地高考”方案。

  2014年至今为试点深化期,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开始试水。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制定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高考改革由此进入新阶段。本次改革既考虑了促进公平又考虑了科学选材,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有关考试招生特别是高考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改革,从考试科目、考试内容与形式、招生录取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

  细看40年

  高考改革不断“变脸”

  改革开放40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教育,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间,高考镌刻着一代代学子的记忆,也镌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砥砺前行的印迹。40年间,高考不断在“变脸”。

  考试时间有变。1977年的高考在12月份进行,1978年则在夏季,后来大部分年份固定在7月7、8、9日,2003年开始改为6月7、8日。

  高考命题与评卷组织有变。1977年是分省命题,各地级市评卷。其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分省命题却由各地区评卷的高考。1978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评卷。1985年,上海市单独命题,接下来分省命题制度得到推开,2004年11个省市分省命题,后来最多扩展至16个省份自主命题。2015年,又恢复到全国统一命题,到2016年,26个省份回归到全国统一命题。

  报考条件有变。1977、1978年,规定高考报考年龄不超过25岁,部分放宽到30岁。但从入学之后新生的年龄差来看,参加考试的考生年龄差异很大。为了尽可能让“老三届”考生有更多机会,实际报考中超过30岁的考生大有人在。直到1980年以后,“25岁以下”和“未婚”的限制条件才逐渐在高考报名环节被长期执行。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2001年,这两个限制条件被取消,高考成为“终身教育考试”。

  考试题型有变。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高考中大部分采用记忆类题型和填充题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语科目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出现选择题,后来运用到所有学科。语文高考作文命题变化更大,每年都吸引很多社会关注。高考作文一开始为写记叙文或读后感,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材料作文,近年来,作文命题更加多样化。其实,无论如何变化,目的都是为了考查学生的求异思维和想象力,考查学生的素质。

  高考科目有变。除前述科目变化外,1999年高考科目逐渐发展为“3+X”,后来各省份逐渐固定为“3(语、数、外)+2(文综、理综)”。2014年,在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综合改革试点上海、浙江,实行“3+3”模式,不分文理。这表面上看是考试科目改革,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中学的教学组织形式、高校招生的科目要求、不同选考科目成绩的等值和换算、选科人数等。

  录取方式有变。1977年实行的是分段录取,1984年开始实行分批录取,1999年开始实行网上录取。网上录取不仅比原来各高校招生人员奔赴各省份录取现场调阅纸质档案录取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挡住了招生中的不正之风。2008年,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开始实行,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避免了信息不对称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而高分落榜。2015年,开始逐渐合并录取批次,2017年有些省份合并了本科二批、三批录取批次。继2016年上海合并本科一批、二批录取批次后,2017年山东、海南等地将一批、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不在录取中区分高校的等级。

  总体来说,与考试技术相关的高考改革,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等。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比较曲折。

  总览40年

  高考改革初心不变

  从恢复高考初期的制度设计,到今天的改革,高考多变。但是,高考也有不变。

  仍采用总分录取模式。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考试招生制度的根本,虽然总分录取模式有“唯分数论”之嫌,但它最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便是一个例证。

  仍采用分省定额录取模式。高考制度一直秉持“区域公平”原则,通过区域配额调控各地考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并对中西部地区实行招生录取倾斜政策。因为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高考录取分数远低于一些人口大省与考生大省,该政策饱受批评。在高考录取中,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两难选择,加上各地发展不均衡,分省定额录取模式沿用至今。也正因为分省定额录取模式,全国统一命题或分省命题,抑或全国统一命题但使用不同考卷,都不会影响高考录取大格局。

  高考竞争依然激烈。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高考录取率仅4.8%,2017年则高达80%以上。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不断攀升,于2002年达15%,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6年已达42.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0%时,便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尽管如此,40年来,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依然没变,考生和家长的紧张程度没变。上本科院校尤其是名牌大学,是高考竞争的主要表现。

  统一考试依然重要。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综合素质评价等,意在弥补完全依靠高考分数录取的不足,但这些招生方式在总的招生中占比不高。随着将来这些方式比重加大,统一考试成绩会逐渐减轻其绝对权重。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高度重视甚至过度重视名牌大学的价值观不会变,诚信体系还有待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统一考试应该还是中国高校招生的主要依据,统考成绩依然重要。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关系到国家发展大计,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亿万名青少年学生的前途命运。40年来,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招生制度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材、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高考制度面临不少挑战,但它的权威性、公平性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改革开放40年,高考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必将在为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保障教育和社会公平、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刘海峰 刘亮,单位: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刘海峰系该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考制度改革研究”[16JJD880029]成果)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6版

  对于院校发展、学科建设而言,自主设置学科、专业是一种有益的、积极的尝试。它一方面有利于加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调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高校办出自身特色,摆脱“千校一面”的格局。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能够为社会培养高层次、复合型、跨学科人才,进而为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创业创新等提供助力。

  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制度与大类人才培养理念融合。

  为了提高人才实践、创新能力,教育部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进行大类人才培养,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大类培养理念倡导学生发展个性和特长,支持确有专业兴趣和专长的学生进入相关专业学习;探索打通一级学科或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促进人才培养由学科专业单一型向多学科融合型转变,使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创业就业需求紧密对接。

  在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制度日趋完善的过程中,有声音质疑自主设置专业制度,认为其与大类人才培养模式相悖。实际而言,两者形式上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自主设置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其主体在院校建设;而大类培养模式主要是打通专业基础课程的隔阂,实现“厚基础”的目标,以学生个性、兴趣为依据选择专业,其主体在学生培养。

  在高校深化改革的趋势下,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制度应当遵循大类培养的核心理念,以避免高校走上滥设、乱设专业的歧路。相较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类培养模式将助力自主设置制度走得更远。传统教育模式在通识教育板块所跨领域窄、所跨学科少,而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往往是新兴的、交叉的。因为专业人才本身不仅要熟练掌握本专业领域,还需要了解、打通更多领域,而这恰恰是大类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样的,自设学科、专业具有的前沿性、精专性等特点,也为大类培养模式的人才后期培育提供了更为开阔的选择空间。

  学科理论建设、自主专业设置与特色人才输出组合出拳。

  学科、专业自设制度本身涵盖了三大板块——学科理论建设、自主专业设置与特色人才输出。近年来,自设专业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三大板块之间被人为割断的情况比较严重。学科理论建设的新发展不能及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而人才输出之后的问题并未向人才培养阶段回馈信息,最终矛盾就会在人才输出阶段凸显。具体而言,有两类矛盾应当解决。

  一是学科理论建设和自主专业设置的矛盾。新的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与构建是过程性的,没有既有经验可借鉴。在现有的背景下,教学、科研处于一定程度的分离状态,尤其是在自设专业这样的理论基础薄弱的学科条件下,两者分离带来的教学、实践脱节和学科发展滞后等问题更显突出。

  二是自主专业设置与人才输出的矛盾。其一,专业设置与人才输出两者的关系仍存在固化认识的情况,认为某一专业就应当对应某一工种,为工种设立专业由此导致的专业滥设情况比较突出。其二,各院校因对学科的归属认识不同,导致学科制度存在差异,进而影响邻近学科人才在继续深造、就业等环节的相互输出。比如,侦查学、犯罪学是邻近学科,在不同阶段的学科设置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在本科阶段属公安学类专业,后者在综合院校研究生阶段被广泛设在法学一级学科或刑法学二级学科下。这就意味着,系统修习过犯罪学理论的侦查学本科生,与缺乏犯罪学训练的法学本科生相比,因“跨一级学科”而很难通过推荐免试等方式进入综合院校犯罪学学科(方向)。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以学科制度为依据”的资格审查中,极容易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其三,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唯市场论不可取,一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濒危学科、冷门学科,在符合了学科建设规律的情况下,要不要发展、能不能自主设立,不能仅以市场为准,还应当兼顾多方面的价值考虑。

  走出“各自为战”误区,形成“百家争鸣”局面。

  在不断推进教育深化改革的当前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应紧抓自主设置专业,由点破面,让高校办学重新焕发活力。尽管许多高校意识到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制度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发挥其应有之效,部分高校甚至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办学实力、教育资源挤占其他高校的同类人才、相近人才的输出渠道、教育学术资源,造成了不良竞争。有些学科、专业发展至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仍未建设完全,基础的定义、概念在学界仍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学说。究其根本,是高校尚未形成在学术上自由交流、合作共赢的意识,没有走出“各自为战”的误区。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制度本身提倡一种“百花齐放”、包容自由的学术思想。

  在“双一流”建设和我国科学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应遵循学科、专业自主设置制度的核心思想价值导向,包容、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形成相互补充的学术流派,更好地促进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理论发展,实现学科、高校的共赢。

  (作者:林曦 洪珊珊,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6版

  父亲的特殊优势与三大责任

  孙云晓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优势与责任,母亲再好也难以替代父亲的作用。家庭教育的原则之一是父母主体,而导致今天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父母主体变成母亲主体、父教缺位。

  哈佛大学父亲角色研究专家罗斯·派克研究发现,人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亲密性,如慈爱、宽容、合作等;二是独立性,如勇敢、坚强、责任等。母亲在培养孩子亲密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父亲在培养孩子独立性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所以,最好的家庭教育一定是父母密切合作的。

  许多人青少年时代都有一个体验,即在外边疯玩之后回家,见到父亲就像见到警察一样。其实,父亲可能什么也没说,就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孩子依然感觉得到他的威严。这种心理体验说明,父亲意味着规则与监督、权威与可信赖。在没有父亲参与的情况下,孩子往往缺乏规则与必要的监督,当遇到难题时,孩子缺乏一个可以信赖和参照的权威与榜样,这可能正是许多青少年出现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从孩子的成长过程和家庭教育来看,有三个阶段特别需要父亲发挥作用,也可以说是父亲的三大责任。

  产前产后对母亲的关心与支持。父亲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在母亲怀孕和生产前后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为夫妻关系和家庭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母亲在生育过程中,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经历和艰难挑战,有可能产生恐惧或抑郁等心理问题,如果得到父亲的体贴和支持,母亲有可能多一些自信和镇定。同时,母亲的心态对孩子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母亲充满自信和阳光,婴儿会感到安全,精神状态积极活跃,反之亦然。总的来看,夫妻关系是家庭最重要的关系,是影响家庭教育的关键因素,父亲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在具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帮助孩子走向独立。依恋是婴幼儿与其他重要的人所建立的亲密情感联结。心理学研究表明,婴幼儿时期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人形成信任感和安全感的基础。

  一般从出生到八九个月大,婴儿先建立母子依恋,母子依恋在人的一生发展中最为重要。到一岁半左右时,孩子开始形成多重依恋,其中,父子依恋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父亲承担起养育责任,给孩子提供温暖、关爱与支持,对孩子的情绪和社会幸福感的发展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孩子过度依恋母亲,以致长期难以独立,而有些母亲难以摆脱或者享受孩子的依赖,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父亲发挥作用。安全的父子依恋对孩子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能减少和缓冲不安全的母子依恋带来的消极影响。

  父亲应该充满自信,因为父亲有独特的魅力。例如,在游戏方面,与母亲相比,父亲是更受欢迎的游戏对象。在一项研究中,让两岁半的孩子自由选择游戏伙伴,三分之二以上的孩子选择父亲。

  无论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证实,父亲在男孩性别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角色和行为,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行为。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榜样的作用,认为父亲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男孩往往把父亲作为未来发展的模型去模仿。研究证实:如果父亲在家中是果断的、具有支配性的,男孩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男性化;如果父亲在家里是软弱的而母亲具有支配性,男孩会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特征。

  父亲对女孩的发展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成为大公司总裁或分公司总裁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与父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好父亲是孩子青春期发展的定海神针。青春期是叛逆期,也是家庭教育中的矛盾高发期。孩子的核心问题在于理想与现实、成熟与幼稚、独立与依赖、自制与放纵等方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人选是父亲。北京一项家庭教育调查的结论之一是,中学时期的家庭教育要以父亲为主。

  从青春期到真正成熟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男孩四肢发达、头脑冲动的阶段。他们的身高可能已经超过父亲,高水平雄性激素在体内澎湃着,他们有强烈的独立自主的冲动。这一时期是男孩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也是父亲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认为,对于12岁至18岁的孩子,父亲的教育最重要。尤其是男孩,特别需要一位态度坚定、要求严格的父亲的管教与激励。他需要一位教练帮他强壮肌肉,并引导他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父亲就是最好的教练。这时期男孩的头脑中有太多的想法和选择,可能经常犯错甚至有出轨行为,他会迷失自己,需要一位顾问的指引,而最好的顾问正是他的父亲。

  与此同时,青春期的女孩也需要父亲的帮助,因为她们开始渴望与男孩交往,却又缺乏经验,而父亲是她们最亲密、最熟悉、最可靠的男性。有父亲的保护与支持,女孩更有可能安全地度过充满惊涛骇浪的青春期。

  毫无疑问,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父亲是需要学习的,而成为好父亲的过程是男人走向成熟和幸福的过程。(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父亲的不教而教

  傅国亮

  家庭中,父亲的习惯、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子女的观念和行为。回首自己的人生,深感家庭对我的影响,尤其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已融入自己的血液中。

  我父亲傅正义今年93岁,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剪辑师,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10月,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谢添曾为父亲题词:“影视王麻”,意即中国影视第一剪。

  衣衫褴褛却光彩照人

  我记忆犹深的一次父辈的身教是在“文革”期间,农场的汽车送父亲和同事一行从“五七干校”回来,我恰好在胡同口看见他们。参加农活劳动的这群文化人“衣衫褴褛”,一副“穷酸相”,神态却毫不尴尬,下车后一路谈笑风生。我感到很诧异,短暂的困惑之后,我仿佛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人的价值不在外表,而在内涵。

  与父亲同行而来的,多是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精英。有著名的导演、演员、各专业专家,如导演陈怀凯(陈凯歌的父亲)、谢添,演员赵子岳和总美术师池宁等。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衣衫褴褛,因为他们自身的价值,个个都光彩照人。这次父辈们的不教而教,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对名利的认识和价值取向。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事在人为,天道酬勤,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时,父亲经常说到这两点。这是父亲的人生感悟,又是传给子女的宝贵精神财富。

  先说“事在人为”。父亲15岁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学徒,高小文化,起点甚低,“丑小鸭”要变成“白天鹅”谈何容易。但是,父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终于被电影界誉为“中国第一把剪刀”。

  父亲乐于思考,在长期剪辑工作的积淀中,提出剪辑艺术的灵魂是“剪出戏来”。他剪辑了200余部电影和400余部(集)电视剧,如电影《青春之歌》《小兵张嘎》《虎穴追踪》《伤逝》《知音》等,如电视剧《四世同堂》《红楼梦》《焦裕禄》《三国演义》《千里跃进大别山》《狄仁杰断案传奇》等。其中很多影视片获得“金鸡”“百花”“华表”(政府)“金鹰”“飞天”奖及各地方优秀电影电视片奖。

  父亲是获得电影“金鸡奖”、电视剧“百花奖”双奖最佳剪辑奖的第一人,2011年中国电影家协会授予父亲“终身成就奖”。父亲是一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丑小鸭”,是我心目中“事在人为”的典范。

  实现梦想需身体力行

  天道酬勤,更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文革”前,父亲就萌生了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剪辑专著的想法,三十多岁时开始起草提纲,反复修改。同时,父亲参与组织编辑出版了《电影剪辑工作探讨》,其中的《电影预告片的剪辑》,是父亲发表的第一篇专业文章,大概是父亲“梦起步的地方”。

  “文革”中父亲撰写的提纲被毁,资料散失,父亲毫不气馁,恢复工作后重写提纲、重整资料。当年我家住的是筒子楼,每间屋子都很小,没有摆书桌的地方。父亲经常是坐在小板凳上,以床当桌进行写作。

  皇天不负苦心人,1994年父亲终于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实用影视剪辑技巧》。之后的十几年,父亲又陆续出版《电影电视剪辑学》《影视剪辑编辑艺术》《剪辑人生》(自传)等专著。一个初始学历只有高小的“班门弄斧”者,出版了4部影视剪辑专著,理想终于通过勤奋变为了现实。

  父亲的勤奋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丑小鸭”的人生也要有追求。实现梦想则要秉持“事在人为”的信念,有志者事竟成,“天道酬勤”必须身体力行。我深感自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养成勤于学习、勤于积累、勤于思考的习惯,终身受益。

  不苟言笑却有情有义

  父亲平时不苟言笑,却常怀感恩之心,骨子里是个有情有义之人。1940年,父亲在重庆考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学艺电影剪辑,师从钱筱璋、邬廷芳、司徒慧敏等人。钱筱璋、司徒慧敏都是地下党。解放后,司徒慧敏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钱筱璋担任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

  抗战胜利后,父亲随中国电影制片厂迁至上海,后进入昆仑影业公司。在上海,父亲在邬廷芳老师的指导下,剪辑了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剪辑师。

  1995年的一天,父亲回家很悲痛,说邬廷芳老师去世了。他知道老师家境不宽裕,决定给老师的遗属捐钱并开展募捐。父亲在北影厂一个一个地拜会曾经在上海电影厂、昆仑影业公司工作过的人,恳请他们为邬廷芳老师遗属捐款。生活中的这个细节,为我上了一堂如何做人的人生课程。

  我曾是延安地区黄陵县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1994年应邀带着女儿参加“百名知青回延安”活动。在回“第二故乡”拜谒黄帝陵的时候,我向黄帝陵建设基金会捐款,感谢黄陵乡亲的哺育之恩。正在上初中的女儿说:“我是‘知青二代’,我也要捐款。”情义无价,诗礼传家,人性的传承自有一份内在的力量。(作者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家庭教育十佳公益人物)

  父亲是我生命中的大树

  康丽颖

  “大树”,是小时候我对老爸的昵称,家里三个儿女只有我可以这样叫他。父亲满心欢喜地做我的大树,为我遮风挡雨,守护我的成长。父爱如山,让我人生幸福充盈。

  阅读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父亲解放前就读于医科大学,后来做了行政工作。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那时家里只有两间房子,5口人住着非常拥挤。我们家家具不多,但是有一大柜子书,有自己家的藏书,也有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每天晚饭后常见的场景,是父亲坐在餐桌旁捧着书读,我们姐弟三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业。

  对我们来讲,父亲阅读的内容并不神秘,通常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会讲前一天阅读的精彩片段。这种碎片化的介绍,把我们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彻底激发了出来。放学后,我往往会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作业,然后迫不及待地去阅读父亲没有讲到的章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虽然对宏大的历史背景并不理解,但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与幸福。

  悦纳自我的鼓励与夸奖

  小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大院里最好的孩子。我爱说爱笑,礼貌待人;会买菜、做饭、洗衣,还会整理房间;楼里电闸的保险丝断了,我也会去换。这一切都是被父亲夸出来的。

  父亲表扬孩子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肯定性表扬,也有鼓励性夸奖;不仅做了好事要赞美,没做事的时候也给我们暗示性激励,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分担家务,学会好多生活技能。“诡计多端”的老爸,让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10岁那年,为了让我和姐姐粉刷房子,老爸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夸我们姐俩。“我女儿特能干”“一点儿都不让爸妈操心”“都能自己当家了”,这么肉麻的话说出来之后,我真的被忽悠晕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和姐姐踩着三个板凳搭起的梯子,当起了粉刷匠。

  两个星期后,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家,看着被我们刷成一道道的墙,又开始夸了:“我闺女太能干了,咱家房子真的白了好多,刷一遍就白成这样,要是刷两遍,那得白成啥样啊!”我和姐姐又乖乖地刷了两个星期,墙还真的变白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阐释责任伦理时,提到了事前责任与事后责任。事前责任是一种可预知的责任,意味着行动者在行动没开始的时候就清楚自己的责任担当。父亲在指导我们做家务的时候,不仅培养了我们的生活能力,还让我们形成了悦纳自己的生活态度。这些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做事时他就想到了。在这一点上他可是既聪明又警醒。

  历练生命的锤打与棒喝

  从童年到中年,我一直是父亲最宠爱的那个孩子。我5岁上学,心智不成熟,丢三落四是常有的事儿,最惨的一次把书包都给丢了。我泪眼婆娑地回到家,父亲居然还安慰了我,而且瞒着母亲,跑了几家新华书店把书和文具给配齐了。等母亲发现,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

  成年之后,我才发现父亲对我是宠而不溺,在人生的关键处,会用当头棒喝与响鼓重锤,催我励志奋进,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1981年,我和姐姐同时参加高考。姐姐学习好,早早进入了备考状态。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不坏的我却不紧不慢地悠闲度日,看着杂书,对着镜子发呆,下雨天还跑到阳台上数雨点。

  情况发生彻底改变时,离高考只有4个月了。起因竟是两支钢笔。

  姐姐的钢笔不大好用,父亲买来两支,一蓝一黑,英雄牌的。我正琢磨选哪支的时候,父亲却把两支笔都递给了姐姐。我一脸茫然地问:“爸,我的呢?”父亲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你又不高考,要笔干什么?”这么呛人的话,父亲可是从没对我说过啊,我一转身把快流出的眼泪硬给憋了回去,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那天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机,我开始在学校上晚自习,开始梳理知识点,开始背书做习题。一个月之后的模拟考试,全班70人,我从20名跃居至第2名,那年高考的录取率是11%,全校1000多人只有5个同学考上了大学,我是其中之一。

  父亲离开我们快23年了,亲人不在亲情仍在。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就是一棵永远屹立不倒的伟岸大树。我在他留下的沃土中成长,希望有一天能与他比肩而立,达到他的精神高度。(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他给儿子一份受用终身的礼物

  北雁

  儿子是“非典”那年出生的,出生时体重只有2.5公斤,差一点就进了保温箱。出生第二天,我们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壮壮,希望他长大以后能真的强壮起来。

  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我精心照料着孩子的生活,每天给他吃饱穿暖,带他晒太阳、散步、讲故事。儿子一天天长大,身高、体重和语言能力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跟同龄孩子相比,还是显得身体单薄,总容易感冒生病。他爸爸说,等儿子再大点,一定要带他锻炼身体,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壮壮”。

  果然,等儿子快4岁时,爸爸开始实施他的“育儿健身计划”。他先是带儿子“远足”,几乎每天都出去走两三公里,多的时候有四五公里。那时,儿子对各种类型的车特别感兴趣,爸爸就变着花样地带他去看跑在路上的各种车辆。不知不觉中,儿子一走就好几公里。

  儿子快6岁时,爸爸开始带他在操场上跑步。他给儿子定的目标是每长一岁,就要每次多跑一圈。就这样,父子俩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跑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这一跑就是五六年,儿子也从围着操场跑一圈到二圈、三圈……一直到十几圈。

  每逢炎热的夏天,操场上有时连个树荫都没有,父子俩就这样前后脚不停地跑着;到了冬天,黑漆漆的操场上寒风凛冽,父子俩仍然会准时出现在操场上。有时我心疼儿子,看到天气不好,就劝他们歇一天。儿子一听就流露出喜悦之情,不料爸爸却常常语气坚定地说:“这点儿苦,应该吃。”

  说起来,跑步其实是一项非常枯燥的运动,只有长期坚持下来的人,才会一点点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儿子从小跟着爸爸练跑步,一路上也是磕磕绊绊,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故事。

  记得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玩滑板不小心摔断了左臂,胳膊上打了石膏,前后有3个月不能运动。没想到等拆掉石膏,终于可以锻炼时,儿子竟不愿意动了。他故意躺在地上耍赖,脸上淌满了泪水,祈求地看着爸爸,希望能躲过跑步。眼看多次劝说无效,爸爸就命令我也出去锻炼,这样家里就没人了。儿子一看这种状况,知道没有什么选择了,只好从地上爬起来,乖乖地跟着爸爸跑步去了。

  为了激励儿子,爸爸专门绘制了一幅曲线图,可以清晰地显示从每周到每个月乃至一年的跑步公里数和运动状态。爸爸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完成1000公里,儿子的目标是800公里。有时儿子因感冒生病不能跑步时,他就自己跑。儿子看到爸爸的跑步曲线不断上升,而自己的曲线偶有停滞,也会有一种紧迫感,便会努力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补上。

  儿子的第一个10公里跑,是在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温暖的冬日上午跟爸爸一起完成的。爸爸专门为儿子拍了一张照片,郑重地贴在墙上。我们都为儿子感到自豪,他自己也很激动。这个庄重的仪式,大大激励了儿子的跑步热情。

  就这样,儿子从一个瘦弱多病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强壮。更重要的是,跑步锻炼了儿子的意志力和耐受力,让他更能吃苦,也更有独立意识。儿子上初中后,学校离家比较远,他很顺利地适应了每天自己乘坐地铁和公交上学,往返需要两个半到3小时,他也从来没有喊过苦。

  科学研究显示,提高意志力和自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锻炼。长期锻炼不仅能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焦虑,还能改善自控力的生理基础,让大脑更聪明、运转速度更快。如今,儿子已养成了锻炼的习惯,在他学习压力大的时候,或者考试期间神经紧张的时候,他就会去跑步,或者邀上好友打打球。

  孩子的成长需要妈妈温暖的怀抱,更需要爸爸为他撑起坚忍不拔的臂膀和人生引领。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爸爸能送给孩子终身受用的礼物之一,就是取之不尽的意志力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作者系本报记者)

  爸爸的脚踏车

  林美慧

  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农工业起步,每个人的家境大致上都不富裕,那时候还流传着“增产报国”的口号,所以每个家庭几乎都生养很多孩子。父母忙于生计,疏忽了照料孩子也算稀松平常。

  在那清贫的年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小时候,每当傍晚时分,我和妹妹总在花园门口等候爸爸下班,因为在他脚踏车后座,总会载着“神秘礼物”,可能是一个大西瓜、一串香蕉、几本故事书,或父亲最喜欢的花花草草……总会为我们简单的生活带来惊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脚踏车后座不再有神秘礼物,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流着黄鼻涕、穿着脏兮兮制服的小哥哥,我和妹妹不解地问爸妈为什么要常常载他们来家里?爸爸却不说话,只是笑着摸摸我们的头。

  爸爸是宜兰一家小学的高年级导师,也是教务主任。在当时,小学生要经过联考才能升初中,课后补习成为一种常态。但是爸爸班上有一些学生交不起补习费,于是爸爸把他们带来家里辅导功课。妈妈也任教于同一家小学,她非常支持爸爸的做法,一回家总是忙着准备热腾腾的馒头,先填饱这些学生的肚子,然后静静地在旁边为他们的制服缝上新纽扣。

  没有神祕礼物的这段时间,我和妹妹好像多了许多哥哥一般。爸爸总是和蔼地对他们说:“孩子,别难过!虽然你们的父母经济有困难,但千万不要放弃升学的机会,老师会帮你们加强功课,只要肯努力,将来一定可以脱离贫穷。”

  有好几年的时间,不管晴天或下雨,爸爸总是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地骑着脚踏车,载着学生来家里补习,天黑了又送他们回家。在我十几岁那年,爸爸因为操劳过度,生了一场病而离开了我们。但是那群小哥哥没让爸爸失望,都顺利升学,进入职场后有很好的成就和影响力。每年教师节或过年,这些小哥哥都会来家里探望母亲。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些曾经受到父母照顾的学生,总是不忘分享他们对我父母的回忆和缅怀。特别是父亲在黑夜里骑着脚踏车送他们回家的情景,已经成为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惕励力量。当时我的父母基于老师的职责与无私的爱,以实际行动关怀和鼓励学生。正因为这份爱和支持,激励了这些原本想放弃升学的孩子,让他们在逆境中有奋力向前的动力,因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体悟到“爱是无形力量”。这是父母在我人生的幸福存折里留存的宽度和深度,一辈子受用不尽。

  依循着父母的脚步,我踏上了教育之路。学成后,我创办幼儿园,积极落实“每个孩子都该得到尊重”的教育理念。一转眼,从事教育工作已达30年,这其中有许多快乐与成就,难免也有沮丧、低潮的时候。每当此时,总会想起儿时父亲骑着脚踏车、母亲低头缝扣子的景象,内心又重新涌起力量。我感念我的父母,为我做了最好的示范,给我一个不富有但满怀温暖和关爱的环境,让我充满勇气和想法,能坚守教育岗位,信心十足地走下去。

  及至我自己也为人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更深切感受到父母的言教和身教对孩子影响至巨。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具备良好的价值观,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在生活中认真看待这些价值,实在别无他途!或许有些父母会觉得负担太大了,但是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是与孩子共同成长的好机会。

  我想特别提醒父母的是,亲子之间的感情和家庭气氛非常重要。许多父母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孩子却不效仿还故意唱反调。其实,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认同父母。不过前提是大人能获得他们的敬爱与仰慕,让他们有安全感。在充满信任和关爱的氛围中,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价值,尝试效法父母,努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反之,经常严厉责骂、处罚孩子的父母,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说教的内容是对的,却很难成为子女的正面榜样。因为,所有的教育方法都应该建立在良好的感情基础上。

  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有一本自己的存折,里面承载着来自父母、家庭和周遭环境的人、事、物等,透过经历与内化的储存,孕育生命的能量,而父母就是孩子生命存折里最大的金主。爱与智慧的启导,是生命中最幸福的筹码。幸福感的能量愈多,就愈能带领生命勇于攀越高峰,跨越多重的障碍与考验。

  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用对教育的大爱和对子女的关爱,使我的生命存折拥有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使我懂得以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女儿,去丰富她的生命存折。女儿的幸福存折里,必定还留存着许多她想告诉她孩子关于我们的幸福故事。而爸爸脚踏车的故事,会一直被重复述说着。(作者系两岸优养优教首席教育家,著有《AI时代 慢养的勇气》)

  与父亲同行

  钱雯

  父亲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父亲和我之间更像是朋友,因此每次有人好奇地问起父亲的教育方法,我脑中闪现的不是他说过的多么严肃深刻的道理,而是和他在一起的很多有趣经历。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父亲一直是个好脾气的同行者。我幼年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父亲在繁忙工作之余会尽量留出时间来陪伴我。似乎他总是想带我体验生活里的各种可能,很小便教我打球、弹琴,和我玩在一起。等长大一点,当我遇到学习或是生活里的困难时,他也很少端着长辈的姿态对我批评或说教,常常是耐心倾听完我的苦恼,然后给出他的见解。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因为转学,刚到新学校功课一时跟不上,结果周末在家写数学作业被一道题难住了。可能是从小当惯了优等生,当时我又急又气,也觉得丢脸,坐在书桌前哭了起来。父亲闻声赶来,他了解原委之后,先安慰我说这些是老师没有讲过的内容,不会写也很正常。等我慢慢平复了情绪,他又道:“我们会学习很多新知识,但以后不一定总有老师教我们。老师没有讲的,我们也可以试试自己学。你先不要急着做作业,再难的题也万变不离其宗,先把教材完整看一遍,理解透了再来做题试试看。”在他的引导下,我把教材仔细看了一遍,真的很快把题目解了出来。

  在关心我的学习之余,生活里的他是非常有趣的人,给我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爱读书,爱旅游,爱探索未知的世界。童年时光里,我和父亲称得上是非常铁的“驴友”,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只要他有机会出差或旅游,我都能跟着他。我们一起去过广西北海看白色的银滩,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还曾坐一通宵的吉普车在陕北高原飞驰。

  记得他有一次带着我去苏北,司机因为不熟悉路线拐错路口,结果差点开到东海边上。后来发现走错路,父亲却不恼不怒,带着我们在路边的小餐馆乐呵呵吃了顿当地菜,又再启程往回走。他的乐观性格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也正因为和他一同走过许多地方,我渐渐明白了世界之大,而生活里让人烦恼的琐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父亲非常爱书,有着读书写字的好习惯。我们家前后搬迁过三次,不管在哪里,家里始终都会有个书房,里面放满了书,还有每月一本的《儿童文学》。那个书房仿佛有魔力,小时候我在里面一待就是半天,每本书里都有一个世界。父亲从不会拿着某本书告诉我必须得看,因此我全凭自己的兴趣来挑选。记得家里有不少中外名著,幼时的我拿起《西游记》《水浒》便放不下来,觉得《红楼梦》太深奥,看了几页搁一边了。父亲也不干涉我读什么书,任由我自己找寻读书的乐趣。

  从父亲身上我明白了感受和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他不仅带我去感受现实和书本中的世界,也一直注重对我表达能力的培养。记得某个夏天的傍晚,我俩搬了凳子一道坐在阳台上乘凉。晚风拂面,头顶有明晃晃的月光,往外看出去,远处的黑暗中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父亲转头问我:“你能不能用一段话描述眼前的景色?”刚读小学的我词汇贫瘠得可怜。听我说完之后,父亲先是给予充分的赞赏,也修改了我的几处用词,接着告诉我他自己会如何描述眼前的景色。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父亲都是我的同行者。即便是我工作离开家以后,通过最初的书信、电话,后来的短信、微信或是如今的公众号,我们都始终保持着很好的交流沟通。

  后来我自己去了更多的地方,我也希望自己能陪着他一起去看看我眼里的大世界。(作者系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监)

  《中国教育报》2018年06月14日第10版